这固然是因为社会理论与法本来就是欧美文化的产物，研究的素材和方法相互适应，相辅相成，更重要的是亚非文化至今尚处于弱势地位或后发达地位，仍然处在学习模仿的阶段。
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表现形式是各级党组织实现，而非以任何党员个人。依规治党中的党规对党员更严，党规具有更多的灵活性，更需要道德作保障，国法具有更强的刚性，从狭义的依法治国到依规治党再到以德治国和以德治党是层层递进的，形成金字塔式治理结构。
第一，从党的使命来看，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领导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在国家法律之上，在国家法律之上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而非党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是革旧政权的命，然后通过自我革命和领导社会革命，消灭阶级，直至消灭自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作为整体是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党内法规范围内活动。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体党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由国家政权中的一个个党员组成的。
否则党员就会成为特殊公民，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至少在宏观统领的层面上，社会理论与法的研究会有许多遗憾。
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同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本文无法详述有关话语理论的各种见解，也不可能系统阐述这一被视作后现代视角的理论/方法的概貌。与之相关联的法律现实主义是否配得上称为学派，可存疑。同时它也是一种检讨社会理论的坐标。
从以上关于社会与法律研究的历史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出从社会理论的视域研究法律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建立在相对雄厚的学术积淀基础之上的进一步的探索。而庞德则以其社会工程说，社会利益说等学说进一步丰富了法社会学的内容。
一个政治社会能否保障其公民的人权乃成为衡量其社会进步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把法律是什么看作哲学问题，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是上帝的意志、理性的反映，我们给了法律很大的定义。由于社会理论的这四个特点，社会理论的研究必然会兼顾理论和实践，描述与解释离不开经验性的研究，批判与想像永远都和理论与哲学为伍。作者们尤其想要区分作为研究社会的科学学科的社会学和讨论公共部门制度与服务的社会政策。
就研究方法而言，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经济分析法学还是批判法学，宏观的还是微观的，规则中心主义的还是法官本位的，各色各样的研究都在向实用主义靠拢。点-线性思维，顾名思义，就是看问题时，从某一点出发，顺着一条直线往下走。这预示了它的理论性质和实践性质。从社会理论的视野研究法律，正好能纠正法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弊端。
社会是指反复发生的各种形式的人际互动及其关系范型。他知道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机会和场所。
有时，为了发展经济，有必要限制个人自由。社会法理学出现之后，耶林、庞德等领军人物通过他们的著作的影响，为法学研究开创了新的路径。
但它对法律现实的关注和批判却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对于法与社会的研究。胡克吸收了语言学和解释学的一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两组既饶有兴味又鼓舞人心的三角关系。然而也正就是对于这四个方面的不同强调和相互结合，丰富和繁荣了西方社会理论的阵营，构成了它的基本轮廓。但就第三方面的研究而言，真可谓海阔天空，前程似锦。如果这样，也就等于采取了一种社会理论与法的研究角度。后来尽管有德沃金的挑战，但无论如何哈特还是一直处于一个王的位置。
当代社会中，个人解放的追求不再以革命的剧烈形式表现出来，但个人解放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比较缓和的形式，即以提倡和保障人权与发展经济之间的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与此同时，一场实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默契演出正在后全球化时代的舞台上徐徐开幕。
更多的人则宁可匍匐在历史的脚下，也不愿站在它的肩膀上。社会行为者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是颇耐人寻味的。
在这种意义上，法律被视为一种地方知识，不能推而广之。沟通和沟通者的心理状态对于理解一个法律体系的运行及其产生的法律现实而言至关紧要。
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马克思、韦伯及帕森斯等人的作品，第三种理论把目光投在社会环境和社会主体的互动上面，称之为社会互动主义。除此而外，前文所提到的关于社会秩序、社会控制、社会组织、社会演变、纠纷解决、社会规范、社会调整、意识形态、社会公平正义、权力、惩罚、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法律职业、法律与经济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有一定程度的积累，其中也不乏上乘之作。第一次在十九世纪末作为对形式主义的反叛而进入法律界。但是在上世纪末，这个研究领域突然有了一个转机，导致了一门更新的研究方向，即社会-法律研究的产生。
第四种理论把目光放在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上，注重社会力量的作用，主要代表作家为马克思和伍尔德（Lester Frank Ward）。当某一件事物被通过描述及解释而引起人们关注的时候，人们便会对其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必然会引起不满，不满则会引致批判，故此批判性是社会理论的另一特点。
这一点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来看，首先，社会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追求科学的兴趣，把研究社会的工作尽力与科学研究等同起来，使其成为一种可以用数据及经验证明的实证科学，这在奥古斯特·孔德那里是非常明显的，因此社会科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便成了社会理论研究者的重要关怀，而这种追求至今尚具有很大的市场。以及制度间的制度，诸如团体、结社、慈善机构等的组织和建设。
也就是说，从社会理论出发，法学研究可以是描述性的、解释性的、批判性的以及理想性的也就是说，需要采取一种具体的态度。
因此，社会行为者不仅包括个人，也包括群体和集体。从社会理论的视野研究法律，正好能纠正法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弊端。这个大的定义对法理学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如果说历史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给旧实用主义者，如霍姆斯和庞德，提供了有力武器，那么经济分析方法和解释学方法则是新实用主义者们所喜闻乐见的分析工具。
自然法学一枝独秀了很久才遭遇了历史法学和实证主义法学的挑战。那么现在主权不是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的时候，处理这些问题的思维方式就要发生变化。
我们知道，市场的全球化，金融体制的全球化，各种服务业的全球化，零售业、商业的全球化需要法律为它提供服务，这才导致了法律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命题及对其进行的研究。当然，还有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那就是阿玛蒂亚·森。
这样做的好处是使理论精确化，趋于完善，而代价是他们已无法提供智慧，只能提供技术。同时，它也与法律学人们熟知的社会法理学（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法（律）社会学（sociology of law）、法律与社会（law and society）、社会-法律研究（socio-legal studies）等概念相联系。